「玄奘到底有沒有證果？他的修為到底如何？」
在這裡要強調一點的是，這並非是一個新問題。在玄奘大師晚年的時候，他的弟子就曾經質疑過他，其中直接的原因就在於，玄奘三藏晚年多病且數次垂危。
從世俗的學術的角度來看，玄奘大師可以稱得上是「千古一人」。比起朱士行、法顯、義凈、智猛等西行求法的高僧，玄奘三藏的學術成就無疑是最高的。然而，在佛教僧團的內部，對於玄奘三藏的評價一直存在分歧。
比如，禪宗、天台宗、賢首宗（華嚴）等宗派，就與玄奘創立的法相宗，產生了十分根本的分歧。而在玄奘三藏的證果問題上，千百年來也一直爭論不休。有大德認為其只在初地，有大德認為其只在二地。
但也有人根據其晚年的多病多難，以及其不甚祥瑞的「跌倒圓寂」，斷定其只是凡夫。當然，這一論點的另一論據，依舊與玄奘本人闡揚的法相唯識理論，有十分密切的關係。
故而，本章我們就上述的幾點疑問，稍稍地討論一下。當然，筆者僅僅傾向於「介紹、還原一些佛教史上的疑問」，而並非有意「批評、妄議祖師大德的成就」。
在這裡，我們先簡單地回顧一下，玄奘三藏的學術成就。
其實，大眾了解玄奘的根本來源，是他西行求法的「副產品」——《大唐西域記》。這部遊記類型的文本，自然是要比佛經讀起來簡單有趣。在千年以前的唐朝時期，人們對於世界的認識是有限的，而玄奘三藏的《大唐西域記》，打開了人們認知未知世界的窗口。
「大大小小的邦國，形形色色的風物，迥然不同的風俗。乃至是不同膚色、種族、語言、服飾的人群，廣袤土地上神奇荒誕的傳說，還有玄奘本人九死一生的旅行經歷。這一切都匯聚到《大唐西域記》中，它的吸引力自然是不言而喻的。」
以至於，到了明朝時期，吳承恩還根據這部書以及民間演義，寫出了一部《西遊記》。從此以後，「唐僧」的形象就固定了下來，取代了歷史上真實的玄奘三藏的模樣。
但是，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讀者，都應當知曉一個問題。《大唐西域記》這本書，實際上並非是玄奘本人主動「寫」的，而是李世民出於軍事和政治的需求，請玄奘將其西行經歷記錄下來。
而玄奘三藏本人，似乎對於《大唐西域記》也並不重視。與他翻譯佛經的嚴謹態度不同，這部遊記是由「玄奘口述，辯機綴文」。
雖然在客觀以及世俗的層面上來講，《大唐西域記》的價值和意義十分重大。在歷史考古學家眼中，它的重要性和貢獻，要比玄奘帶回來的一大堆佛經重要得多。
為什麼這麼講呢？因為近現代關於南亞的考古和歷史研究，很大一部分的史籍資料，來源於我們國家，尤其是佛教內部的典籍。千百年來，無數的高僧大德，懷著虔誠的心態西行求法，他們在歸來后寫下了自己的見聞。
而《大唐西域記》，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尼泊爾等地區的很多歷史遺迹，都是根據我國的這些史料指導發掘的。
鹿野苑、菩提伽耶、那爛陀寺以及諸多的古城、石像、石柱、器皿，都直接根據《大唐西域記》的指導得以重見天日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印度國徽中的「四隻獅子」，其實也與玄奘的這部著作有關。南亞次大陸這個地方，普遍不注重歷史和文字記載，依賴於「口傳心授」式的語言。時過境遷，他們口中的「歷史」實際上十分混亂，甚至可以說等同於「神話」。而有些重要的事件和人物，他們根本都不知道。
比如，現在被視為印度最偉大帝王之一的「」阿育王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，他以及他所建立的偉大王朝，都消失在荒煙蔓草中不被人記起。直到近代考古學家，根據玄奘以及中國其他古籍的記載，精準地發掘出了「鹿野苑遺址」。
在這一遺址中，人們發現了著名的「阿育王石柱」，現在印度國徽上的四隻獅子，就來源於這根石柱。事實上，整個印度史的重建，與玄奘等高僧留下的文本資料，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。
「沒有玄奘等人的西行壯舉以及文字記載，印度歷史很難有清晰的脈絡。」這樣的評價，是東西方史學界所公認的。
除此之外，玄奘大師所途經的中亞、西亞部分地區，也就是所謂的「西域三十六國」。在一些歷史遺迹的整理髮掘上，也需要參考、借鑒他留下的《大唐西域記》。至於具體的一些情況，在本章中就不去敘述了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查閱相關資料。
除去《大唐西域記》的重要學術價值外，玄奘大師的偉大人格與精神，也是後人銘記稱讚他的原因。
玄奘是一個偷渡者。但他並非是為了自己的私利，而是為了自己的信仰，他私自出境迫不得已。但學有所成之後，他還是選擇回到自己的祖國，將自己的所學帶了回來。這種至誠至真的精神，感動了當時的唐王李世民，感動了唐朝的億萬百姓，也感動了千百年來的無數僧俗。
在回國前，玄奘大師有所顧及，為此他暫時停留在高昌這個西域國家。隨後，他派遣自己的弟子，帶著自己親手寫的表章，跟隨西域的商隊前往長安，呈給唐王李世民。李世民看后十分感慨，批准了他回國的請求，並且表示不再追究。
當時李世民忙著打高句麗，於是派房玄齡負責迎接玄奘，可見對於這件事的重視程度。玄奘在距離長安還有一段距離的時候，長安的百姓就轟動了，百萬人接連幾天站在路旁迎接。
「傾都罷市，夾道相迎......自聖朝以來，未之有也。」
見過大世面的房玄齡以及太子李治，都被這樣的盛況嚇了一跳。但對於玄奘來說，這樣的場面他實在見得太多，他的高光時刻遠不止於此。
在曲女城，玄奘以一人之力，無遮大會上與大乘、小乘、外道三方學者上萬人辯論。玄奘作為辯主，數十天內無一敵手，從此聲震五印。被大乘學僧尊稱為「大乘天」，被小乘學者尊稱為「解脫天」，當下就有許多外道皈依。
玄奘西行17年，行程超過5萬里，經歷了大大小小上百個國家和地區。跋山涉水、數次遇險，經歷了無數的艱難險阻，憑藉著頑強的毅力，最終達成了自己的目的。很多國家的國王，聽說他是大唐來的和尚，都驚為天人，要與他「共分天下」而不得。
「中華民族之精神脊樑。」
玄奘的這種精神，是中國人的精神，後世的梁啟超先生如此評價他。但是，這些成就與評價，都是來自於教外的、世俗的，而沒有涉及到教內的、修證的地步。對於玄奘的認識，擺脫了「唐僧」形象的大部分人，也只能到這一步了。
那麼站在佛教內部來說，玄奘三藏客觀上的成就是什麼呢？站在修證的角度去看，他是否證果了呢？這是文章開頭提到的問題，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。
青年玄奘選擇西行，是為了解決不同地區不同學派高僧之間的爭議（主要是南北攝論師與地論師之間的分歧），其中的重點就在於《瑜伽師地論》。這一點，在《三藏法師傳》中，就有十分清晰的記載。而且，根據玄奘回國后的翻譯工作，也能夠證實這一點。
「法師既遍謁眾師，備飡其說，詳考其理，各擅宗塗，驗之聖典，亦隱顯有異，莫知適從，乃誓游西方以問所惑，並取《十七地論》以釋眾疑，即今之《瑜伽師地論》也。」
事實上，玄奘在貞觀十九年（公元645年）回國之後，被李世民安排在弘福寺。他在弘福寺所譯出的第一部佛經，就是《瑜伽師地論》（即《十七地論》）。這部重要的大論漢譯本共100卷，玄奘在譯出之後，還特意請求李世民為其作序。
他的這一請求遭到了拒絕，李世民反而命令他將《道德經》譯成梵文，倒傳回南亞次大陸。但在李世民的晚年，他對佛教的態度有所改觀，衰老、病痛以及內心的不安，使得他在佛教的輪迴果報尋求安慰。當然，這都是后話了，但由此可見，玄奘大師西行的最初目的十分明確。
玄奘青年西行的目的是《瑜伽師地論》，但他17年後歸來時，帶回的遠遠不止這一部經典。他對於教內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，甚至遠遠大於他世俗意義上的影響，用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這八個字來形容，都絲毫不為過。
玄奘在教內最大的貢獻，就是將當時最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，幾乎不變地搬到了漢地。與之前的所有高僧都不同，玄奘三藏帶回的佛法是有傳承、有體系而且貫通大乘的。
縱觀整個印度佛教史，那爛陀寺學派是最後的光輝頂點，此後佛教在印度便永久地衰落了。公元5世紀前後的印度佛教，高僧輩出、大德雲集，陳那、護法、法稱、德慧、安慧、慧護等大論師，都集中地出現在那個時代。
可以說，這是繼龍樹、世親、無著等大乘宗師湧現之後，佛教內部又一次人才輩出的時刻。當時印度的佛教中心，便是後來玄奘跟隨戒賢法師學習的那爛陀寺。實際上，在玄奘去往天竺之前，隨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土的外國沙門，就已經將那爛陀寺的名聲傳了過來。玄奘三藏對於那爛陀寺，早已是心嚮往之，求取《瑜伽師地論》只不過是一個契機。
那爛陀寺是古印度經院派的代表，但它的學風又自由開放，是名副其實的佛教中心。當玄奘抵達這裡的時候，就發現那爛陀寺學派林立，不僅可以見到大乘的僧團，也可以見到小乘的僧團。彼此之間既有各自的研究重點，但也會時不時地進行交流，總而言之，這裡的學術氛圍相當好。
那爛陀寺有著規模宏大的教學體系，而且分為了最基本的五個科目，在這五個科目下又進行具體的細分。並且，這裡有著嚴謹的修學次第，頂級的教學僧侶以及良好的學習環境。我國歷史上，有兩位高僧曾抵達那爛陀寺學習，一位是玄奘，一位是之後的義凈大師。
玄奘是公元6世紀中期去的，義凈是公元7世紀末期去的。玄奘三藏去的時候，那爛陀寺處在輝煌的頂點，而到了義凈大師去的時候，它已經開始衰落了。但即便是這樣，從義凈大師的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中，我們依舊能夠感受到那爛陀寺的盛況。
「致想因明，虔誠《俱舍》，尋《理門論》比量善成，習《本生貫》清才秀髮，然後函丈傳授，經三二年，多在那爛陀寺或居跋臘比國。」
從他的敘述中，我們能夠看出，那爛陀寺的教學體系十分成熟。有因明科、對法科、中觀科、瑜伽科以及戒律科，這與玄奘大師帶回國內的體系，基本是一致的。
玄奘三藏由於創立了唯識法相宗的緣故，很多人總以為他只注重有宗的經典，而忽視空宗。或者說，他只重視大乘的經典，而忽視小乘。但實際上，這都是有失偏頗的，在有宗、空宗以及俱舍論方面，玄奘大師都傾注了大量的心血，並且形成了完備的體系。
玄奘和義凈，是古印度那爛陀寺學派的漢地代表，他們兩個人可以看成是開拓與繼承的關係。
在對法上，玄奘三藏譯出了《阿毗達磨俱舍論》（小乘）、《大乘阿毗達磨集論》、《順正理論》等等。雖然，在玄奘西行之前，漢地關於《俱舍論》的翻譯研究已經具有規模且僧才輩出，但它真正地形成完備的體系，還是要歸功於玄奘譯出的一系列相關經典。而《集論》、《順正理論》，則更是玄奘率先帶回來且發揚的。
在因明方面，玄奘三藏無疑是漢地的首倡者，他也是陳那、法護的完美繼承人。雖然，玄奘在這方面翻譯出來的著作不多，只有《理門論》和《入正理論》這兩部代表作。但是，他繼承了戒賢一系的因明理論，並且在日後的講學中將其發揚光大。總的來說，玄奘的貢獻有兩點。
第一，他擺脫了傳統因明學在「立破」上的束縛，用「量」將因明學獨立了出來；
第二，玄奘劃清了「因明」和「內明」的界限，使其擁有了獨立的屬性。
而在中觀科方面，玄奘同樣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貢獻。他跟隨戒賢法師學習的時候，不僅《瑜伽師地論》聽了三遍，連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也聽了三遍。後來，他又修習了《廣百論》以及《廣百論釋》等等。回到漢地之後，玄奘三藏譯出了中觀方面的經典3部，般若方面的經典2部。
他圓寂之前翻譯的最後一部經典，就是600卷的《大般若經》，有600萬字左右，是佛經中最長的一部。而玄奘譯出的最為流行的一部經典，就是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僅僅200多字。所以說，玄奘三藏對於中觀般若的貢獻，還是十分巨大的。
至於瑜伽科方面，那就更不必提了，玄奘不僅是開創者，而且千年以來一直站在頂點。他在這方面的譯作，被稱為「一本十支」，即以《瑜伽師地論》為主體，《成唯識論》、《唯識三十頌》等其餘十部經典為兩翼。他將在那爛陀寺的所學帶回了國內，並且貫通中觀唯識，以二諦立宗，繼承了古印度那爛陀寺學派的傳統。
即便是在戒律科方面，玄奘的貢獻雖然不算突出，但這只是相對於他的其他四科而言。義凈大師是小乘律的主要傳入者之一，而玄奘則傳入了唯一的「大乘瑜伽戒」戒本，對後世的影響十分深遠。
那麼，既然玄奘三藏在教內的成就也如此巨大，為何他還是難逃爭議呢？這其實與佛法的土壤有很大的關係，也就是我們經常談到的中國人的根器問題。
玄奘三藏帶來的那爛陀寺體系，的的確確是經院學派的高峰，也的的確確是佛教哲學的光輝頂點。但是，他由此不得不面對兩個巨大的難題，一個是生活來源，一個是發展信眾。
經院派的學僧們，是完全脫離實際生產的，他們必須要依靠大功德主的供養才行。中國長久以來，都是一個世俗的王權國家，除去梁武帝這樣的皇帝之外，幾乎不存在什麼皇帝虔誠地信奉某一宗教。
由此，歸國之後的玄奘，不得不在世俗和佛法中糾纏。比如，他曾奉命將《道德經》譯成梵文，而他自己是不大情願的。再比如，李世民曾數次請他還俗做官，這對於玄奘實際上是一種侮辱。但即便如此，玄奘居住在弘福寺翻譯佛經，依舊要處理不少的俗世。每天都有達官貴人前來拜佛，玄奘又不得不去接待他們，這耗費了他大量的精力。
玄奘本人預料到了這種情況，他在回國之初，就請求去少林寺譯經，但遭到了李世民的拒絕。玄奘所發的誓願很宏大，為此，他不得不抓緊一切時間工作。過度忙碌的譯經工作，極度地摧殘了他的身體，晚年的玄奘一直在病痛中度過。
還有一點則是，玄奘帶回的佛法，與漢地流行的理念十分不同。其中，最令人不能接受的，就是「一闡提能不能成佛」以及「阿賴耶識與如來藏關係」，這兩大漢傳佛教的支柱問題。
「一闡提能不能成佛」，這個問題在漢地經歷了十分曲折的發展歷程。著名的道生大師，就因為曾經提出「一闡提能成佛」（一闡提，十惡不赦之人），而遭到僧團的擯出。道生十分傷心，只能對著頑石說法，結果石頭都頻頻點頭。當然，這只是具有文學色彩的一個佛教故事，「頑石點頭」的真實性不大。
「一闡提不能成佛」，確實是《大般涅槃經》傳入之前，漢地的普遍觀點。但隨著這部經典的傳入，「涅槃學」橫掃地論師和攝論師，成為了南北朝以後的顯學。它與如來藏與阿賴耶識之間進行了理論的融合，發展成為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「佛性論」。這也就是，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幾乎成為了今天我們對佛教的基本認知。
但玄奘歸國之後，他並不這樣認為。他繼承了印度佛教的」種姓制度「，認為」一闡提不能成佛「。玄奘贊同了戒賢及那爛陀寺學派的「五姓說」，認為其中的一個「姓」，無論如何修行，都不可能成佛。
這自然引起了軒然大波，在當時就有很多漢地僧人，對玄奘創立的唯識法相學不以為然。雖然，法相學經過玄奘高足窺基的努力，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，但窺基圓寂以後就逐漸失傳了。
而玄奘在關於如來藏和阿賴耶識的問題上，也與漢地的僧人有明顯的不同。以菩提流支為代表的地論師，分為了兩派，一派根據《十地經論》，認為「阿賴耶識」等於「自性清凈心」，都是「真心」。而另一派，同樣是根據《十地經論》，認為「阿賴耶識」不等於「自性清凈心」，是「妄心」。
翻譯《攝大乘論》的真諦，則是攝論師的開山祖師，攝論師們傾向於調和。即，「阿賴耶識」既不是妄心，也不是真心，它是溝通真心與妄心的橋樑。但十分明顯，這是受到如來藏思想影響的說法，真諦三藏是「夾帶私貨」的。當然，這倒不是筆者的私見，這是學界關於真諦系攝論師的評價。
而玄奘後來也譯出了《攝大乘論》，但他非常明確地指出，「阿賴耶識」是「妄心」。玄奘更加接近世親、無著的思想，而真諦則受到中觀系如來藏思想的影響。
關於這個分歧，直到現在都沒能理清楚。但玄奘的唯識學，與另一派瑜伽行派的唯識學說，又有著重大的分歧。玄奘的唯識學，屬於「唯識今學」，他傾向於認為雜染的「阿賴耶識」，通過修行能轉變為清凈的種子。但與之對應的，是北魏菩提流支三藏的「唯識古學」，這一派則認為，雜染和清凈的平台不同，兩者無法進行轉換，所以又提出了一個「第九識」，也就是「末那識」。
所以，在這個問題上，不同學派之間又有了相當大的爭議。而更為重要的一點是，玄奘三藏畢生倡導的唯識學，與中土眾生的根器難以相容。
「中土重性而不重相。」
所以，以禪宗為代表的「性宗」，在中土發展得相當好。若不是後來凈土宗出現，招攬了大批信眾，禪宗一直都會成為漢傳的主流。而以唯識學為代表的「相宗」，則因為其繁瑣的名相，很難被中國人所接受，逐漸地消亡了。尤其是唯識法相宗，在玄奘、窺基之後絕跡千年，直到近代才被重新重視起來。在這方面，日本倒是幫了不少忙，他們又將資料倒傳了回來。
還有最關鍵的一點，那就是玄奘本人一再受挫，無論是精神還是肉體。這不僅引起了弟子們的懷疑，甚至連他自己都懷疑起來——「我翻譯了這麼多佛經，究竟對不對呢？」
玄奘回國之初，與李世民等人斡旋，好不容易站穩了腳跟。但此時，李世民又去世了，高宗李治上位之後大肆打擊老臣，玄奘被捲入其中，遭到了李治的長期軟禁。
玄奘晚年一直居住在玉華宮（后改為玉華寺），這其實是他自己要求的。因為在此之前，李治將其安置在皇宮之內，派遣專人看守他。名義上，李治是為了讓「老師」更好地譯經，但實際上就是變相軟禁。玄奘在不久之後就生病了，不得不偷偷地出宮治病，消息泄露后朝野一片嘩然。
李治感覺臉上無光，叱責了玄奘。玄奘此時要求前往少林寺養老，遭到拒絕。無奈之下，只能請求去玉華宮居住，並主動要求李治派護衛看守。這次，李治算是答應了玄奘，但只允許一部分弟子陪侍，並且在四周布置了安保力量。
這些事情，使得玄奘很受精神打擊。住進玉華寺之前，勞碌的工作使得他的身體衰敗，經常性地生病。而在搬入玉華寺之後，他的身體更加差了，玄奘甚至預示了自己時日無多。
「玄奘今年六十有五，必當卒命於此伽藍，經部甚大，每懼不終，人人努力加勤，勿辭勞苦。」
玄奘在玉華寺對弟子說出了這樣的話。此時距離他譯出《大般若經》，還有一段時間，但他已經明顯感覺到自己時日無多了。在不久之後，他再次交代了自己的後事，這次十分鄭重。
「若無常后，汝等遣我宜從儉省，可以蘧蒢裹送，仍擇山澗僻處安置，勿近宮寺。不凈之身，宜須屏遠。」
玄奘一輩子都想去少林寺圖個清凈，但一生都未能如願。為此，他交待弟子，自己的埋骨處不要靠近繁華的宮殿，應當選擇僻靜的山林。當然，他的這一願望也沒能實現，甚至因為李治的緣故，武則天後來將他的墳墓遷葬了。
弟子們看到玄奘既受到教內的攻擊，又受到皇權的制衡，回國后的19年生活得非常辛苦。加上他的晚景如此，不禁對他的修行產生了懷疑，而玄奘本人，也懷疑過自己。
麟德元年正月初九傍晚，玄奘在玉華寺跌倒，起因是他為了越過一條小水溝。這一跌倒，他就再也沒能站起來。在一天之前，一位西域弟子前來告訴他，自己夢見莊嚴大佛倒塌了。玄奘告訴他，那是自己要圓寂了，果真如此。
跌倒后，玄奘也開始做夢。
「吾眼前有白蓮花，大於盤，鮮凈可愛。」
一天後，他又夢見成千上萬的人來迎接他。這些人帶著香花、寶幢，奏著各種各樣的樂器，駕著黃金珠寶裝飾的馬車，來到他的禪房門口迎接他。玄奘在夢中自語，我沒有如此大的功勞，為何有這麼大的供養？
弟子聽到聲音后，叫醒了他。隨後，玄奘確信自己的一生沒有白費，說出了一段話。
「奘一生已來所修福慧，准斯相貌，欲似功不唐捐，信如佛教因果並不虛也。」
在生命的最後幾天，玄奘三藏點校了自己的譯經目錄。確認無誤之後，便開始一心求生彌勒內院。麟德元年二月初四晚上開始，玄奘法師以「吉祥卧」的方式，等待著最後時刻的到來。
「右手支撐著頭部，左手放在左腿之上，右脅而卧。」
就這樣，他一直保持著這個姿勢，直到二月初五的夜半時分。弟子們圍在他的身旁，請求他回答自己最後的疑惑。
「大和尚得生彌勒否？」
「得生！」
說完這最後兩個字，玄奘便圓寂了。消息傳出后，大唐百萬百姓為其送葬，隊伍一直綿延到長安城外。而玄奘大師臨終前的表現，以及他最後說出的兩個字，千年以來，也激勵了無數的學佛弟子。
不管有多麼大的爭議，大和尚親口承認，「得生」，此言定然不虛。謹以此文，頂禮大唐三藏法師玄奘，末學願深入經藏、解佛妙法。